That's Life

     08年快结束的时候，和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去了Las Vegas和相当西部风情的Grand Canyon和Death Valley，前者让我想到了北京，后者让我怀念起新疆。行程很充实，旅伴很有趣味，Vegas的纸醉金迷很对我的味口，天高地阔的自然风光确实起到了洗涤心灵的作用。

     曾经觉得08年遥不可及，如今就快09年了。我这一年一如既往的折腾中，6年后终于折腾出了北外，一次一次地在研究生处被摧残自尊终于办好了提前毕业。和CNN拜拜后开始和澳大利亚7台折腾，奥运结束后我也折腾到了斯坦福。第一学期的课程把我折腾的够呛，但结局都相当不错，有点出乎意料。美国的3个月的最大的收获是确定了我对传媒的忠贞，在全球媒体产业最低迷的时候。一直以来学新闻、做新闻，但似乎从来没有过书本上描述的那种坚定的惩强除恶的新闻理想。只是因为我擅长于此，于是做的工作都围绕于此，做的越多就越擅长与此，就越不会想到做除此之外的事情。但在过去3个月不断在el camino road穿梭于各采访点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发现故事和分享故事就是我在乎的全部，过程本身就是我最大的享受。这个收获让我感到满足。

      08年有一些人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幸福，最懂我的鲍鲍，最让我开心的亭子，最让我舒心的璇璇，最贴心的弟弟。随时可以一起计划人生的Mi和Jessy。美国好人Caroline。和我相依为命的谢姐姐。

      24岁生日的时候，Mi给我写的话我想带入2009，“新的一年要有老的朋友和爱人，新的幸福和快乐！”

      来美国一个月的纪念日想来纪念一下来美国前的一个月，和澳七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那些事。

      这绝对是我人生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段时光，我是如何与一帮澳大利亚人（8男1女）不屈不挠的抗争。为了方便我和另一个中国同事当着他们的面也能自如地议论他们，我们给他们分别取了代号，达西（直播技术）、史蒂芬（摄像）、罗蒙（剪辑）、保尔（摄像）、格兰特（主持）、马克（体育主播），这些都是英文名字的翻译。另一些则是老变态（高级制片人）、小同（制片人）、女变态（主持）。

      老变态是我名义上的大老板，但是在外国电视台的体制下，制片人并不是绝对的主管。当然，和所有体制下的电视台一下，制片人永远是最变态的一个，他可以在你工作了10小时刚回到家后打电话和你说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当你刚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正心满意足的时候无缘无故的把你训一顿；当你千辛万苦地拿到批准进入某名胜古迹免费拍摄兴高采烈地向他汇报的时候他回答OK；当你想趁帮他买饭的机会出去闲逛一下的时候他又表现的很nice的说，“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You are hired for more important things”。

      在他们走的前两天，他变本加厉地剥削我，我终于break down。可是奇怪的是，从来面无表情的他在临走前的那个上午我在办公室收拾残局的时候突然打电话来问我会不会想他们，然后狂乱的表扬地表扬我一顿，说什么没有我这一切都不可能成功。很奇怪，我并没有感动。当我知道他这些糖衣炮弹背后的真相的时候我就愤怒了。

      这背后的真相和我的直接老板有关。我的直接老板是格兰特，他是主持之一，另一个是女变态，他是我们节目开始的第二个星期来的北京，他来北京后我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帮他找故事，带他拍故事，然后帮他做片子。第二个星期的某个早上，我到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随着航班到港的临近，心情越来越激动，我的小算盘是格兰特大哥来了后我就可以摆脱老变态了。之前google了他的照片和新闻，说什么是“new Australian TV star”，看到本人的时候还是没认出来，帅哥是帅哥，袖珍了点。上了车他也不问我工作的事，也不问他行程的事，开始讲他是5项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都是些闻所未闻的纪录，其它的我当时由于过于惊讶没有记住，只记得有一个是什么“一分钟脸上能有最多亲吻的人”。总之，是个很搞笑的家伙，不按常理出牌，颠覆我对传媒的理念。到了宾馆，他给老变态打了个电话，确认暂时没有事后，马上便对我说，你回家休息吧。我说，那明天早上盘古见，他说，不用，有事给你大电话，没有事就不用来。于是我就不怎么心安理得的在家休息，格兰特大哥没有打电话，到了晚上，还是没有电话，我想要是老变态，早就和我安排好未来若干天的行程了吧。第二天还是没有电话，若不是我的合同是每天都付工钱，我还真会陷入惶惶不安中。到了晚上，大哥打电话来了，“有什么好的酒吧推荐吗？”，晕，和他介绍了一番后，仍旧没有说工作、计划、行程之类的事情。不过我记起这家伙在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提过他听说中国用打炮来影响天气，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当时并没有说，louli，你去给我查一查。

     出于职业道德，出于在家闲了两天的愧疚感，我开始着手查大炮的事，原来是在香山里某隐蔽的场所，并不对外公开。到了第三天，终于忍不住主动找格大哥说工作的事，他做了一个鬼脸，ok，let‘s have some fun，于是去拍大炮，地方很不好找，停了好几次车问了好多村民，我想要是老变态这时候肯定要给我脸色看了，但格大哥从始至终都在车上听ipod，很陶醉的样子，有时候还手舞足蹈下。后来这个故事做出来后，全组的人都很喜欢，还说别的电视台都没有找到这个素材，也可能是他们yy，或许他们只是在澳大利亚电视台里抢了个独家。格大哥又想了一些和他本人基调差不多的故事，什么要8岁的功夫神童教他功夫，和70岁的奶奶跳hip-hop，站在比他快高一头的一群奥运颁奖礼仪小姐中间讨论中国的礼仪问题，骑着某个奥运狂热者的宣传小三轮在鸟巢附近转悠。但是，所有这些故事格大哥只花了两天进行拍摄，他说，拍的差不多就行了，剪出来也就几分钟的东西。当最后一个片子拍完之后，格大哥说，我准备回悉尼了，反正工作都做完了。当时离奥运闭幕全组撤离还有4天。虽然说是我的老板，但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不到3天，格大哥走的那天老变态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下午送他去机场，这可能是老变态交给我的任务中最完美的一个，但是老变态很快就打破了这种完美。格的飞机是下午，我去吃午饭的时候老变态打电话来，说，你不用送格兰特了，你下午5点去丰台垒球场，我说，好，那我跟格兰特告个别就来，老变态说，他走了，你不用跟他告别，现在就回来。当时还不到1点，我当时就在他们的酒店附近，我说，只是几分钟而已，我很快回来，老变态就不高兴了。我还是到了酒店，格兰特已经在大厅等我了，用很真诚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说了些我很出色之类的话，我居然哭了。格大哥也看出我并不是因为感动才哭，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pressure，然后和他拥抱拜拜。之后我为我如此不专业的表现感到后悔，于是给格大哥发了个短信，说没能送他很抱歉之类的祝他一路顺风。然后这个大哥很快给我回了，说了一些我有史以来听过的最鼓舞人心的话。虽然很感激，但我还不至于虚荣心膨胀到不知道这是外国人的礼节。

    过了几天，全部人马要撤离的时候，我和达西单独做一辆车，押送设备，我和达西开玩笑说起老变态态度的转变，居然打电话关怀我。达西没有笑，他说，你知道吗，昨天格兰特在你走后，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后，他打电话给老变态把他骂了一顿，告诉老变态不能这么欺负人。达西说，老变态是很怕主持人的，主持人一拆台他就完了，而且格兰特是红牌。于是我又哭了。我没有想到格大哥这么仗义，只是相处了几天，而且凭心而论，我并没有为他做很多事情，他居然会为我出头。我想这或许就是格大哥为什么外貌不出众，工作不pushy，仍然能红的原因吧。 

      这个过程的见证者就是达西，达西长着亚洲脸孔、澳洲身材，自打这帮男人下飞机后他就是最让人有好感的一个。每天早上的直播，他要控制若干设备，我看着他从容应付的样子，心里很是崇拜。但是因为早上的高强度工作和半夜就要起来准备的缘故，达西白天都处于睡觉状态，我们在办公室并碰不到面。只到某一天，他打电话我，说，我在秀水街，你觉得什么什么东西大概多少钱，我才知道他在高强度的工作后继续去高强度的购物。后来的若干天的不同时段，都会接到达西同样的电话，后来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第一句便说，“不要笑，也不要对我下结论，我又在秀水了”。因为秀水，和达西熟了起来。在准备送格兰特走的那个上午，达西忙完了直播，我也没什么事，于是达西提议我们俩去找点乐子，我说颐和园、雍和宫，来趟北京应该去去，他说他去过故宫，然后去了天坛，发现天坛是另一个故宫。于是我们来到了秀水，中午达西请我吃饭，达西说，我请你吃好的，在这我是有钱人，不过马上回了澳洲就又是穷人了。我问，达西，你多大了，他说25，我说wow，他说，我知道我比看上去老，我赶紧说，不不，我没想到你如此年轻就如此有成就。达西17岁就出来做电视，现在有自己的制作公司，他不是澳七的正是员工，只是有合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会给我讲很多台里的八卦，可以很坦然的对每个人评头论足，讲他以前被老变态激怒的往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最自在，找到同盟的感觉很好。他会用无辜的眼神看着你，说I am sorry，他会在精心挑选礼物给养育他的姑姑和奶奶的时候平静地给你讲他并不平坦的身世，他会在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准备送同事的小礼物后得意地说，你要知道，那些人（老变态等人）肯定什么都不会带给他们，这样我就会成唯一送礼物的人，大家会更喜欢我的。上飞机之前，达西把他在秀水的收获给我秀了一遍，包括一整个包的熊猫玩具，装行李的时候他对porter，“be careful, pandas are inside”. 达西确实只有25岁。 

      小同让我第一次有了对gay的认识，当自恋到一定程度后真的可以人见人爱，没有他会失去所有乐趣。整组人来之前和小同通过email，在机场看到一个皮肤白皙、身材婀娜的男士向我走来，伸出纤长的手臂，小腰一扭，I am Michael，我惊了。很快我的怀疑便得到证实，小同不仅是同，而且是节目大老板的男朋友。原来国外职场的潜规则已进入同性时代。老变态全组人谁都狠狠地骂过，唯独对小同从来都和颜悦色，下雨天老变态掏出一把伞，给小同撑着，达西和我在后面议论澳大利亚人就是下刀子也不打伞的。小同出去拍片子了，老变态掏私人腰包给他买饭，但是小同是不爱吃中餐的，所以买回来后并没有领情。某日逛完秀水小同说要吃pizza，老变态说好，我们都去吃pizza，全组人敢怒不敢言，达西站出来说，好吧，你们吃pizza，我和louli去吃中国菜，这时候其它的同志也纷纷表示要与我们同行。平日最爱吃中国菜的老变态在最后一秒钟终于忍不住了，“我也还是吃中餐”吧。可怜的人，足见他平日为了讨好老板的情人做了多少妥协。对于老变态对小同的纵容，其它澳大利亚同志形容为“挫败感”。但除此之外，小同并不讨厌，他写完稿子自我欣赏的大声朗诵好几遍，每日过得很自得，自编了一首“你好”rap在中国人多的场合便即兴表演起来，去全聚德的时候dress-up，站在鼓楼上凭栏眺望，摆出n个pose，让保尔给他照相。他最常对我说的话就是，“louli, I need sexy stories”. 走的时候对我说，“louli，你应该会想我的，如此聪明、如此幽默的男人。”我说，“当然，你就是完美的化身”。

      在最后几天拍摄的某日，和保尔单独在后海吃了个饭，整个饭局属于一堂中国国情的普及课程。其它时候他驻守水立方，直接接触并不多，不过从我们第一天开始工作直到他们上飞机大家都百讲不厌、百听不厌的段子就是关于酒店里卖咖啡的女孩如何对保尔暗送秋波的，保尔走的那天这个女孩哭成了泪人，然后保尔、达西、格兰特都看不下去，一人掏出了几张人民币给了这个女孩。这绝对是个奇怪的场景。我想或许这个女孩真的喜欢上了保尔先生，不过保尔很得意的根我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可能她刚出来工作，没见过什么男人。然后大家哄笑。保尔却很不以为然，“喝咖啡的时候，我都是和其它的同事一起的哦”。不得不承认，保尔高、瘦、轮廓清晰，属于中国纯情少女认可的美男子类型。

      史蒂芬的故事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他是摄像，可是相当的不高，也不壮，长着娃娃脸，说话总很小声，还有些腼腆，看上去像刚大学毕业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哥们30了，高中毕业出来闯荡，工龄超过10年，在组里事实上是一个小头。不过他太低调了。我们去采访speedo的庆功会，泳池的那些大腕都会去，老变态说你们提前到，占个好位子，结果我们提前两小时到了，进场坐下，来了一个西方男人，说，活动还没有开始，请换一个地方等。史蒂芬说，好，那我们去哪里等合适呢。男人说，“门口”。史蒂芬说，你这就是把我们赶出去啦。男人说，基本上是这样。史蒂芬没有争辩，带着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给小同打了个电话，问是谁邀请我们来的。小同说，speedo的某公关Tom。过了两秒钟，刚赶我们出来的男人走过了说，“你刚才怎么不说你是澳七的”，原来他就是Tom。史蒂芬说，哦，我想我挂着牌子呢。这时候他低头看胸前的牌子，原来带反了，白页朝外。

      罗蒙负责剪辑，和我们的工作时间基本颠倒，本来以为也是个nice的人，但是当我找他要所有片子的拷贝要送给那些被采访对象的时候，他说，“你找达西吧，他负责我们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大言不惭的样子相当欠扁。在机场托运设备的时候达西、保尔、史蒂芬都忙得大汗淋漓，罗蒙手也不动一下，但事实上，他是史蒂芬的下属。马克是个绅士，他从来没有在我不上班的时候因为找不到路打电话给我，为他工作的时候气氛也很和谐，所以在最后一个shopping day，马克想去给他女儿买个猴子玩具，老变态和小同等想去中关村，大家都请求带上我，我坚决地选择了马克，“不好意思，马克先和我约好了”。至于女变态，她有专属为她工作的fixer（某澳大利亚人的中国老婆），本来不应该属于我伺候的范围，不过原来那个fixer的职责是陪她逛街做按摩，正事还得找我。女变态不断地要我帮她联系在日坛拍摄，于是造成的后果是我只要一给日坛管理处打电话，“你好，我是澳七的。”不管接电话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对方都会说，“你是叫louli吧，你怎么又要来拍啊，这都第几回了”。在她身上我学到了一点：工作、做人都不能太pushy，像女变态，她疯狂的工作，疯狂地要求周围的每个人都协助她工作，疯狂地想做头牌，结果还是没有格兰特红，全组人都讨厌她，大家趁她不在的时候说起她的未婚夫，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蠢的男人。

      这两年在stone和jessie小姐不遗余力地提拔下，也多亏了把我的前途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的小金关键时候临门一脚，我成了一个fixer，虽然每次向别人解释这个工作的时候总是很困难，不过说起工作对象还是会小小的满足下虚荣心。

      和所有我工作过的人一样，澳七的同志们最终也成为我人生中的过客，但是就是一帮这么有意思的人让我有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奥运夏天，曾经是多么希望他们早日回国，而今想起的却都是好处，写下这些名字的时候心还是会微微颤动，仿佛还有某部分的自己无法与之告别。当他们的名字和样子我不再记得起来的时候，当达西在我的msn上闪烁我却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我希望我还能记起这个夏天。

     

     

 

About Study

 

     我这一生中让学习成为难题的阶段有那么零星的几个，小学5年级数学竞赛第一次没得名次，初中二年级物理得了78分，研究生一年级的云里雾里的西语课，and now。

      课程惊人的多，本quarter和下quarter都保持了5门，Spring Quarter快毕业的时候4门，但是还有master project。我这正式上课第一个星期基本行程就是到处乱窜找教室，熟悉每门课的Syllabus，尽可能多的从图书馆借教材省钱，琢磨怎么survive。摞得和山一样的高的reading。让人崩溃的核心课程Public Issues Reporting竟然要求我们去cover local city hall，这就意味着我从此要开始骑着我那从沃尔玛买到的最便宜的小自行车到附近某个小镇子去采访，我甚至担心会不会有人搭理我。没有退路，只有两眼一抹黑的往前冲。

      骑车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的某些片刻，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很长时间奋斗后的小小成就，会有些微微的幸福感抓住我，短暂的。

      原来这条路不曾有尽头。

     

 

      11个小时后我便身在了太平洋的另一端。飞行时间没有想象的长，仿佛就像我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的北京--武汉之旅。

      至此以后，除了我偶尔能从我的中国室友嘴里听到“娄珕”这个名字外，绝大多数时候我是“Li”。没有使用英文名字，不想让大家迷惑，然后不断的向不同的人解释为什么有两个名字。

      美国同学首先是惊讶我是第一次到美国赞我英语好，我会礼貌地说“谢谢”，后来发现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在他们眼里就失掉了某些国际学生的特权。之后便问我对美国的印象如何。我为了表述的方便，就说“没什么大区别，可能因为世界上的现代化都市都差不多吧”。事实上，这里当然和北京不一样。我在学校里的公寓可以被称作平房也可以被称作别墅。推开门就是草坪和橡树（或许是），两栋房子之间隔得相当远，风景不错。可是目前为止，要去shopping的唯一办法就是坐45分钟一趟的校车。学校的建筑是那种古旧的黄色，不专业地说应该是哥特式，这让我想起了Cambridge。可是遥想8年前我在Cambridge 的激动与崇敬，而今似乎不可理解。

     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之前就猜到不会有太大乐趣，但还是执着的前往，毕竟到了Stanford该见识的咱都得趁早见识一下，我又不是phd，可以呆到发腻为止。校长在他家里举办的欢迎晚宴（President's Reception at his House）名不符实，东西很难吃，所以不能称作晚宴，在他家门口的草坪上，所以也不能说在他家里。不过当校长大人在speech里提到留学生人数前五名的国家是：第一，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我在人群中偷笑，我强大的祖国现在在方方面面都能起表率作用了。新来的中国学生里大部分都是学engineering的master，也就是说都是86、87年的小孩。我和我的室友说有generation gap，她说只是比你小两岁而已，不过她马上补充说，“你确实比你这个年纪的成熟”。好吧，这也是我为什么和她，还有和另外一个phd姐姐觉得更有共同语言。 

      说起我的室友，真是把所有形容中国女人的优点放在她身上都不为过，大度、能干、体贴、宽容。。。我们很快就形成了默契，一起做饭，一人切菜、一人炒菜，一人擦桌子、一人收碗。小日子过得还算舒适，但因为有那些上学的事，所以还谈不上舒心。

     待续。。。